▲資料圖/新京報記者 攝


文|金澤剛

 

近年來,虐待動物及通過網絡傳播相關暴力信息事件頻發,反虐待動物立法呼聲愈烈。而針對虐待動物和傳播虐待動物信息的事件,每年兩會上,??煽吹疥P于反對虐待動物的議案提案,今年也不例外。有人大代表建議,將虐待動物及相關行為納入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,還有人大代表呼吁制定《反虐待動物法》。

 

現行法律對于動物的保護不能說是空白

 

的確,時有發生的虐待動物事件在刺穿社會道德底線的同時,勢必引發立法規制的思考。不過,立法要么是填補空白,要么是彌補漏洞,除非是特別有必要的織密加強。而從實踐來看,現行法律對于動物的保護顯然還不能說是空白。

 

比如,早在2002年,劉某在北京動物園先后用火堿溶液和硫酸溶液向黑熊、棕熊進行投喂、傾倒,導致3只黑熊、兩只棕熊(均屬國家二級保護動物)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傷。后來檢察機關以故意毀壞財物罪對劉某提起公訴,法院最終支持有罪,但免予刑事處罰。

 

2020年8月,浦東警方查處了上海首例養犬人棄犬案。根據《上海市養犬管理條例》,警方對棄養犬主吳某處以罰款500元,并吊銷《養犬登記證》、收容犬只的行政處罰。同年9月,北京一小狗全身被裹滿石膏遺棄,且尾巴和爪子斷裂、有血跡,公安機關則以尋釁滋事受理“石膏狗”被棄案。

 

除此之外,還有來自民間針對虐待動物者的懲戒。山西太原“開水澆貓”事件的施暴者,其就職單位在事件發生后,與其解除了勞務關系,虐貓者家中還收到來自網友的各式各樣的花圈、壽衣,這可以說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的“處罰”。

 

而在地方上,不少地區從動物防疫和養犬管理等層面規定了禁止遺棄、虐待相關動物等行為。雖然這些規定大多只具有宣示效應,執行起來也比較困難,但對一般虐待動物的行為還是具有警示教育意義的。

 

可見,從現行法律規定看,如果他人飼養的動物有較大價值,或者是野生動物,對其實施傷害、殺害、販賣、偷盜等虐待行為,法律處罰沒有漏洞。

 

如果是對自己飼養的動物,或者被人遺棄的飼養動物,實施傷及動物生命健康的虐待行為,或者危及他人人身權利,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,公安機關可以依據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,或有關地方性規定進行適當處理。


是否專設罪名,需要充分討論

 

那么,對于單一虐待動物的行為,我國刑法是否需要增設一個專門罪名的問題,便有值得商榷的空間。這期間,需要將現實情況納入考量范疇,而其步伐也不宜過于激進。

 

就目前來看,我國法律并沒有采取對動物全面保護的一致性立場。就此去看,虐待動物入罪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礎。

 

另一個問題是,虐待動物入罪也面臨操作上的困難,特別是目前動物的范圍和虐待行為的界定等都容易產生爭議。而刑法畢竟涉及公民重大人身財產權益,分歧更是立法設罪的大礙,過大的紛爭必然使立法受阻。

 

動物保護涉及行業發展、民族習俗、宗教習俗、倫理道德等多重復雜因素。我國市場經濟、社會制度、人文環境與其他國家不同,全面提高動物保護水平,關涉動物福利與人類權利義務關系的處理,受到社會經濟、文化發展水平的影響,是一項艱巨而長期的系統性工作。

 

應該看到,虐待動物雖然很刺眼,但尚屬極少數現象,更多公民與動物是和諧相處的,在多數虐殺動物的行為可以通過現有法律規定進行調整的情況下,如果要再專門制定一部法律,必須要經過足夠充分的論證,而這需要時間。

 

當然,隨著社會進一步發展,若虐待動物的現象愈演愈烈,在反對虐待動物達成普遍社會共識的情況下,健全完善保護動物福利的法律會順理成章。

 

比如,現行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關于飼養動物,規定了“干擾他人正常生活”和“驅使動物傷害他人”的處罰,將來可以在這一條款中增加“虐待動物情節嚴重的,也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”。到時候,何謂虐待,虐待的動物包括哪些,也應該有基本的共識了。

 

□金澤剛(同濟大學法學教授)

編輯:陸玖  校對:李立軍